1952年,河北农民王国藩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一个初级社。办社之初,社里唯一的一头驴,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因此人们把他们叫做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但是,正是靠着这三条驴腿,这个穷棒子社在第二年就发展到了83户,粮食亩产从120多斤增长到了300多斤。 毛泽东在其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提到了王国藩:“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茶的时候,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同时推进。通过实行从低到高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最后采取公私合营,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1月,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宣布全市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在庆祝游行时说,“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失去的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6年秋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收获季节。这年9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党代会八大召开,正式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这时,离上一次党代会召开已经有11年。在这11年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两次伟大的历史转折。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指出: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出,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然而,生产关系如此深刻而剧烈的革命性调整,最终只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 七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跟“三大改造”几乎同步实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对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并深刻影响了此后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 这5年是新中国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之一,尤其工业化突飞猛进,其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年平均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达到了惊人的18%,而同时美国的增长速度为3.6%,英国为3.8%,资本主义国家速度最快的日本,也只有15%。世界震惊于这样的经济奇迹,叹服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和活力。 作为我国第一个编制的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的制定是真正的“摸着石头过河”。负责具体编制任务的陈云在一份报告中这么说:“我们编制计划的经验很少,资料也不足,所以计划带有控制数字的性质,需要边做边改。”“一五计划”先后五易其稿,其过程历经曲折与艰辛。等到1955年7月全国人大通过这份计划时,它已经执行两年半了。 这个时期的一大成就是诞生了一批“共和国的长子”:鞍钢、沈飞、武钢……1956年7月14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迎来了一个不平凡的日子。新中国第一批国产汽车在这里出产,汽车的品牌就叫“解放”。 这是一个凯歌行进的年代,也是青春勃发的年代。中国青年站在时代潮头,创造了一个青春的新中国。 鞍钢轧辊厂高级技工王崇伦不到30岁,就发明了“万能工具胎”,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不到16岁摸索出“细纱工作法”的郝建秀,“一个人改变了整个纺织业”。 27岁的王进喜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他试验钻机“整拖搬家”成功,后来成为大庆油田“铁人”……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历史际遇。作为新生产力的代表,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把青春献给祖国”“向困难进军”“向荒原进军”“争做青年突击队”“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为改变“一穷二白”的中国,开路架桥,冲锋在前,把最美的青春留在了祖国的每个角落。 八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及其设施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两个部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的变化,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上层建筑或慢或快也要发生变革。政治制度及其组织设施的变革一般较快,但政治思想和道德、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变革则往往来得较慢。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新的生产关系基本调整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随之逐渐演变成型。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以雷锋精神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开始蔚然成风。 雷锋,这个普通的战士,应该是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道德楷模和平民英雄。1963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纷纷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当年5月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近两万字社论《论雷峰》,引起社会广泛共鸣,读者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确立,要求在全社会建立一种新型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要求人们以新的态度对待社会和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要求人们用集体主义原则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全社会开始形成助人为乐的良好风尚;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社会先进分子进一步倡导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雷锋的典型意义,在于他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是新兴的社会主义道德的一个全面的实践者,是具备新型社会主义道德的理想人格。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所要求的一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他都默默地、一丝不苟地、全心全意地实践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人活着就是为了让别人生活得更美好”“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他用自己的一生总结了社会理论工作者需要用文字去概括和总结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与以往社会不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自己的经济基础具有更大反作用力,它能够促进经济基础迅速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从而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上世纪60年代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型,不仅造就了当时社会道德风尚的黄金时代,而且基本奠定了新中国社会思想体系的基础。“雷锋叔叔”成为跨越时代的精神标杆,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人格化象征。 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