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起来”的感觉，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更为直观。北平东交民巷，是旧中国西方国家使馆集中之地，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列强将此地改为“使馆街”，行政管理权完全归使馆，中国政府无权过问。这里被称为“长在中国人脸上的一个疮”。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命令入城式必须经过东交民巷，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副武装昂首通过东交民巷，洗刷了近50年来中国武装人员不得进入东交民巷的耻辱。此情此景，让许多欢迎群众感慨万分，热泪盈眶。 四 “人民解放”是1949年解放更深一层的意义。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革命。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诛灭六国，开启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史。其间，中国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起落兴衰，但作为中国社会最高秩序的封建帝制却罕有动摇，无论是李唐王朝、赵宋江山、朱明社稷，还是大清天下，无一不是君主统治。黑格尔曾经不无激烈地指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但最终仍然堕落为官僚资本把持的少数人统治。正如曾参加辛亥革命的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所说，虽名为中华民国，其实与人民无涉。 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洞悉，一直处在社会底层的工农群众，要想从既往的阶级压迫中解放出来，翻身做主人，惟有让自己成为统治阶级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旦成为执政党，就必然坚定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志，旗帜鲜明地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 国体是国家的基本性质，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性。新中国成立前夕，确定什么样的国体，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对此，中国共产党早已成竹在胸，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进一步提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而且，“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最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民主的、最能反映绝大多数人民意志的政权。 宋庆龄曾感慨道：“自从1949年10月1日——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以来，中国最伟大的转变就是我们的国号中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人民’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不是为了装饰点缀，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同样有史以来第一次表明我们政府巨大力量的所在——人民。” 人民一旦获得解放，就必将爆发出推动历史前进的磅礴伟力。在新政协筹备会的第一次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就对此充满自信：“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涤荡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五 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披沙拣金，经过辨析思考，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选择了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这是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已经显现出全球性的困境，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已经十分尖锐。人们普遍认为，以公有制和计划生产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解放生产力，实现民族富强和振兴。 然而，不能指望资产阶级政权来革自己的命，在无数次的试错摸索后，中国人民选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夺取全国政权，用一个集中了全体人民意志的新中国，来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根本政治前提，为民族复兴扫清根本障碍。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由于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发展到高级形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前，所有的经济制度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因此，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共同纲领》标定了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这意味着在中国将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意味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将进行前所未有的革命性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1949年“解放”，更是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制度革命，是生产力一次空前的大解放。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解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死结，以全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解放生产力，创造更为美好的人类生活。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有感悟地说：“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 然而，并不是所有时候，我们都葆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如果说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在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一举实现，完毕其功，那么生产力解放的历程则曲折坎坷，充满艰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复校正伴随着共和国发展的整个70年。 六 新中国成立后三年，原先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旧山河，就基本收拾完毕。到1952年，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超过解放前的最好年份。 奇迹般的恢复，让人相信新的奇迹。195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写道:“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个体农业的改造路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土地入股的初级农业合作社，逐步过渡到土地公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集体化。土地公有化的深刻变革，带动了农业的增产增收，受到了农民自发的欢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