殛鲧于羽山，舜陟位时事，“帝乃震怒”，指舜也。“畀锡”云者，犹言天所赋为命，非有授之者也。拂性倍理谓之不畀，理顺物从则曰天锡。忘功不有，奉天无私，故曰天与之。若必言授受，则是舜授之禹，，非关洛出书也。

　　天、帝既指根本之理，也指人之中最为完善的圣人。圣人是理、性在人身上充分实现的代表，因此也可被称作天、帝。在儒学道统传承中，舜一向被看作是上古圣人，如此一来，此段中的天、帝并不是指神秘的主宰，而是特指舜。若必要言授受，那么，这段经文说的并不是天赐禹洛书，而是舜授禹九畴。因鲧的行为而震怒的是舜（帝），因为禹治水有功而授予其洪范九畴的也是舜（天）。天锡禹九畴，实际上说的是舜授禹圣王心法，圣人与理为一，舜向禹传授的内容自然就是人间根本之理。通过“理———天、帝———圣人———舜”的逻辑线索，马一浮将《洪范》首段从神秘的天启传说，转变成一个圣圣相传的历史事件。《洪范》开头叙述了舜授禹洪范九畴的过程及缘由，九畴是治理人间的根本大法，舜禹授受的这一事件真实地存在于历史之中，不包含任何神秘的色彩，更与《洛书》无关。无论是否定《洛书》与《洪范》的关联，还是将天、帝等同于舜，马一浮针对的都是汉儒对《洪范》的神秘化解读。他反对纬书和灾异之说，将《洪范》开篇由天赐的神秘传说转变为圣传的平实史事，体现了理性化、去神秘化的诠释特色。

　　就《洪范》的作者和成篇过程而言，马一浮在认定九畴来源于舜禹授受的基础上，提出《洪范》最终成于箕子之手:

　　今以《洪范》为箕子所陈舜、禹授受之道。

　　凡九门所举诸目，则箕子所述舜、禹相传之书也。

　　在《洪范约义》的具体讲论中，还有“此下皆为箕子告武王之辞” “此箕子所述之辞” “箕子之垂诫深矣” 等提法。在马一浮看来，《洪范》是箕子将上古圣人相传的大法加以总结引申并写成文字，应当完成于武王访箕子的同时。箕子为商代大贤，虽不得君位，但仍有圣人德行。洪范九畴是圣圣相传的道理，由舜授禹，后又传至箕子。箕子又因武王之问将其道出，传予武王。如此，《洪范》的文本就被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舜授禹的九畴之目，二是箕子因九畴之目扩充而来的解说和训诫。箕子秉天理、秉圣人之意，将舜授禹的九畴扩展成有系统、有条理的成篇文献。

　　通过对九畴的来源与《洪范》作者的探讨，马一浮将《洪范》由神秘的天启文献转变为圣圣传授的根本大法。不难看出，他的这些见解未必有详实的证据和缜密的文献学考证，而是遵循“准之以义理”的原则，进行义理和逻辑上的分析和判断。

　　马一浮之所以要扭转《洪范》开篇的语境，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历史上对《洪范》的纯粹政治化乃至神秘化的解释。他既隔断了《洪范》与《洛书》的关联，又反对符瑞灾异之说:“纬候多出于哀、平之世，然自汉武封禅已好言符瑞，其后卒启新莽之乱。”邹衍、董仲舒、刘向、刘歆等儒者将《洪范》五行与《春秋》灾异联系起来，牵合五行以说灾异，使《洪范》成为谶纬符瑞说的经典源头。在马一浮看来，符瑞灾异之说实际上是为政权争夺和统治合法性寻找依据。正是意识到这种政治目的明确、政治色彩鲜明的解释背后，将《洪范》视为政治斗争工具可能带来的危险和混乱，马一浮才对《洪范》的来源和作者进行了澄清。他摆脱了《洪范》与《洛书》及《春秋》灾异说的关联，将《洪范》首段的天、帝都释作舜，把神秘的谶纬符瑞化的解释转变为简明平易的道理。这种去神秘化、理性化的解释，更为关注政治统治背后的根本要义，这就为马一浮进一步从道德角度探讨《洪范》的核心大义、完成从《洪范》的政治哲学诠释向道德哲学诠释的转化奠定了基础。